党的19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全国各地随之掀起振兴乡村的热潮。半月谈记者从北京出发,行程数千公里,在河北、山西、陕西、安徽、江西、福建六省部分乡村采访发现,在各地乡村振兴实践中,农业供给侧改革成为一个重要抓手。在此过程中,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为农村发展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但与此同时,普通农户在土地上收益较少,多依赖外出打工挣钱,农民主体地位如何体现成为难点。还有一些专业大户反映,虽然每年收入可观,但寻找接班人成难题,后代们不愿意留在农村是普遍现象。年轻人不愿意从事农业,农民和农业地位低是很重要的原因。农民不仅需要产业振兴、口袋里有钱,更需要受到全社会的尊重。
此外,乡村振兴必须从城市和乡村两端发力,形成城市新需求和农村新供给的有效结合,才能聚拢乡村人气,振兴乡村产业,同时满足城乡两方面发展需求。
三大体系描绘好愿景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重要抓手。
记者采访发现,许多乡村都在努力转变传统农业生产模式,走上质量兴农、绿色兴农之路。生产者和消费者开始直接建立联系,不仅破解了小农户对接大市场难题,还重构了消费者与生产者间的信任。大力推进乡村产业融合,提升产品附加值,变过去单一、低效的农业产业体系为多元、高效的农业产业体系。
在此过程中,不少乡村还避免过去一些地方片面追求引进社会资本,“企业当主角、农民成配角”的现象,坚持以农民为主体,把农民组织起来推动乡村振兴。

建立绿色体系
——“靠种地也可以致富”
走进江西省靖安县古楠村,绿树成荫,院落整洁,小道旁村规村约栏非常醒目。在返乡“能人”舒敏璋的带领下,2012年,古楠村将全村368亩水田、3000多亩山林统一经营,成立了生态种养专业合作社,发展水稻、蔬菜、苗木、土猪、土鸡等生态种养,并统一注册“古楠村”品牌,多种农产品通过有机认证。
“我们田里装了摄像头、杀虫灯,种田不用农药化肥,水田里养鸭子吃虫,农闲时种上红花草制作绿肥。”古楠村村支书钟英华说,村里山还是那些山,田还是那些田,但实行生态种养后,效益却翻了好几倍。2018年,全村实现产值380万元,村民年人均纯收入从合作社成立前的7800多元增加到1.6万元左右。
山西省永济市蒲韩专业种植联合社位于黄河岸边,有社员3000多户,分布在43个自然村,拥有6万多亩土地,户均二三十亩,其中1万多亩已经完成生态种植转换。联合社理事长郑冰说,联合社把农民组织起来,引导他们进行土壤转换,开展桃、柿、杏等生态综合多元种植,并负责技术培训和服务,传播生态种植理念,以及统一进行农产品销售等。“我们这里没有大规模流转土地,也没有引进社会资本,但我们把农民组织起来,让农产品品质更好,卖上好价钱。过去,很多人不相信农民靠种地也可以致富,但我们证明了,靠种地完全可以实现更高的收入。”
在靖安县古楠村,全村52户村民在把土地集中经营的同时,还以舒敏璋出资50万元算一股、一户五保户不出资算一股、其他每户出资1万元算一股的方式入股合作社,年底根据效益进行分红。钟英华说,2018年,合作社纯利润超过70万元,每股分红约在4200元左右。在古楠村的生态稻田里,记者遇到了正抱着一大堆草料晾晒的村民苏午生。他告诉记者,自己除分红外,每个月在合作社打工还可拿到2900元的工资,加上妻子也在附近打点零工,家里收入和过去在外打工差不多。
在中国农业大学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教授胡跃高看来,随着现代种业和种植技术的发展,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农业供给侧改革,既能确保农产品供给,满足人们对农产品品质提出的更高要求,又能有效带动农民增收和乡村振兴。同时,与大资本主导的模式相比,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产业发展虽然起步阶段见效较慢,但内生动力更足,更契合乡村振兴的目标。

打造信任体系
——破解“买卖两愁”难题
“各位巢友大家好!我村有一人说,他家有几斤鲜鸭蛋是最近下的,如有需要请在微信里告知,每斤18元。”“我来5斤!”“我要5斤!”……
打开河北易县桑岗村巢市利民林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许新全的手机,只见一个有360多人、名为“巢状市场”的微信群中,不时会弹出这样买卖农产品的对话。
乡村产业兴旺,既要种好也要卖好。记者采访发现,以往由于农产品生产者和消费者间未建立直接联系,导致农民种养的东西不知卖往何处,市民对购买的农产品也不放心。在乡村振兴中,一些地方通过“互联网+”、农社对接、农超对接等模式,搭建起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直通车”,让优质农产品卖上好价钱。
易县扶贫办主任王晓亮说,当地山区农民原生态种养的农产品很好,但过去主要在周边集镇销售,卖不上好价钱,而城市消费者想买健康安全的土特产又不知到哪里买。中国农业大学在当地开展试验,建立“巢状市场”,将村民组织起来,与消费者直接对接,同时解决了农民“卖不掉”和市民“买不到”的难题。
许新全告诉记者,目前“巢状市场”已带动当地6个乡镇22个贫困村800多个贫困家庭参与种植销售,客户群覆盖了北京和河北保定的多个社区。其中,仅中国农大校区2018年销售额就达到30万元左右。
通过“巢状市场”等让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建立联系,不仅破解了小农户对接大市场难题,还重构了消费者与生产者间的信任,对当前推动农业供给侧改革乃至乡村产业振兴至关重要。
靖安县古楠村为卖好村里的生态农产品,在南昌一些小区门口开设了5家古楠村绿色农产品社区直营店。记者在其中之一的鹿景店看到,店内摆放着村里种养的蔬菜、鸡鸭、猪肉等,土鸭卖到32元/斤,比市场高出10多元,前来选购的市民络绎不绝。鹿景店负责人、古楠村村民夏思维说,随着农业供给侧改革的开展,现在很多地方都转向生产优质农产品,但普遍面临消费者不信任的难题,好东西卖不上好价钱。然而他们店生意很不错,因为不少消费者去过古楠村,知道这些菜是怎么种的,吃得放心。
许多大型商超和互联网企业也在积极探索,在更大范围内重构农产品信任体系。记者采访的一家连锁超市是国内最早将生鲜农产品引进现代超市的流通企业之一,该企业副总裁告诉记者,保障农产品供给需在更大范围内配置资源。为此他们一方面以保护价收购基地农民生产的优质农产品,另一方面和国内外知名第三方检测机构合作,确保进入超市的农产品品质高于市场一般水平,让农民不愁销、市民不愁买。

重构产业体系——让农业更多元高效
一些乡村之所以衰落,归根结底是由于产业支撑不足。以供给侧改革为突破口推动乡村振兴,除努力提升农产品品质外,还需大力推进乡村产业融合,提升产品附加值,变过去单一、低效的农业产业体系为多元、高效的农业产业体系。
一是推进种养环节的产业融合,在确保生态可持续前提下,提升土地亩均产出。记者采访发现,当前不少地方正兴起一种“稻+”现象,通过稻鱼共养、稻虾共养、稻鳖共养等大大提升农业的经营效益。
安徽省庐江县是传统农业县,多年来过度依赖农药化肥种水稻，不仅产值低,而且带来严重的面源污染。2010年,毕业于安徽医科大学的吴保林在当地农业部门和安徽农业大学的帮助下,开始流转土地,尝试稻虾共养。吴保林告诉记者,在稻虾共养模式下,需严格控制农药化肥用量,稻虾品质更好,一块田还有两份收入。如今,由他牵头成立的合作社社员达到116户,流转土地1.7万亩,亩均产值3000元以上。
庐江县农委副主任邓本宜说,2018年,庐江县新增虾田稻面积3万亩,目前全县虾田稻总面积超过6万亩。按照县里规划,通过政策支持、技术融合和示范推广,到2020年,全县虾田稻面积将达到10万亩。
二是在加工环节延伸产业链,扭转过去乡村仅提供初级农产品或成为加工企业原料基地的局面。
江西省万载县是有机农业大县,全县49万亩耕地中有机农业认证面积超过45万亩。但记者在当地采访发现,许多农民因处于产业链底端,未能充分分享有机农业的高收益,一些长期经营有机农业的“有机村”依然是贫困村。
“都说有机农业效益高,其实钱主要被加工和销售环节赚了,农民赚得不多。”万载县茭湖乡上峰村村支书蓝平红说,为了扭转这一局面,他尝试在村里牵头成立了一个茶叶合作社,吸纳当地300户村民入股,并计划延伸产业链建立茶叶加工厂。“今后,我们还是要打造自己的茶叶品牌。”
三是创新思路找准支点,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以融合发展推动乡村振兴。记者采访发现,当前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大多是以一产为支点,向二三产延伸,但也有一些地方“反弹琵琶”,从市场需求入手,倒逼供给侧改革,收到较好效果。
陕西省礼泉县袁家村是一个典型的关中村庄。2007年以来,袁家村明确以发展关中民俗旅游带动农产品加工,进而倒逼农产品提升品质的思路,推进“三二一产融合”。2018年,全村接待游客超过5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超过5亿元。

“大家都知道袁家村乡村旅游发展得好,但其实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发展农产品生产和深加工。因为旅游市场有空间和时间上的局限,相比之下,农产品市场更大更广阔,可以带动更多的村庄发展,带动更多的农民共同致富。”袁家村村主任王创战说,在旅游发展中,袁家村重点打造“小吃一条街”，并采取前店后厂模式，每家小吃铺背后都是原料加工厂,让游客可以很直观地看到生产过程。同时,每家店铺还是一个合作社,店铺门口一律张贴合作社负责人姓名、电话和全体合作社社员名单,以及农产品检测合格证、安全质量保证书等,让游客买得明白,吃得放心。“目前,我们正在加快线上线下农产品销售渠道布局,让游客回去后,还可以继续购买袁家村的放心农产品!”